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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还应当至少满足如下两个条件。

加之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法律更加难以及时覆盖一些新出现的社会领域。现实中，选择性执法、[74]弹性执法[75]广泛存在，在司法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选择性的执法检查等。

[138]例如对于少年犯，应当在法律实施中更多予以社会的关爱与帮教。[60]易军:《法律行为制度的伦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7-129页。闲话和流言蜚语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五）效益实施原则 虽然对于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佳社会关系调控器已经形成共识，但相对于其他社会控制途径，法治又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参见[美]朱迪丝•施克莱：《守法主义》，彭亚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上述知识直接影响到法律实施主体的实施能力。诚实和守信是平等主体互动和关系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规训。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对此，人们把它概括为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简称其为礼法结构。[30]意识形态存在于任何政治社会，所以笔者并非一概地反对，但这里的意识形态性主要是指脱离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空洞的政治口号和宣传，亦就是那些不接地气的极左或极右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指导。[25]艾思奇：《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混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

如果从法文化类型[2]的视角出发，那么，传统中国法的类型可以说是礼法文化，亦可以说是礼法传统，如果透视这个文化和传统的结构，则可以说其是礼法结构。当法律还没有制成条文的时候，就依据政策行事。

改变后的人的定义不再只是自然人和拟人化的法人，而是又可能增加了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譬如，在理论表达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顺应这个挑战？传统中国礼法结构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或者说万物有机的生命世界观，将给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启发。

这项品质是人类的精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宏大深邃的问题，目前，笔者只能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尽量作一个梗概式的表达，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25]因此，在唯物论的世界观看来，人首先是物质的存在，然后是精神的存在，最后才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的存在。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此说原出《周易•说卦》，推而言之，依着道的理路和构成，并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规定，那么，立法之道就可以说是礼与刑或德礼与刑罚。[38]这表明，在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世界观中，精神性的理或者说道德是第一位的，而物质性的气是第二位的。

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这是对律文的直译，其实其内涵远不是这么简单。[29]但即使如此，我们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比较，亦是可行的。……认为第一位的东西是客观、物质，而主观、精神只是第二位的，只是‘派生的东西，这是唯物论的世界观。法是德礼与刑罚，亦即礼与刑，或者说礼法结构。这就是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的内在逻辑或者说理路，而它最终所回答的同样是人是什么、人如何成为人、以及法对人成为人有什么价值的问题。对于未来中国法结构的改造提升，笔者以为，应弱化政法结构中政与法的意识形态性[30]和功利性，注入基于人权和基于中国人性情的礼，进而将其改造提升为新型的政法结构。

《清史稿》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部正史，编者的观点比较保守。西方的功利主义或功利主义哲学是由边沁创立、密尔发展的一个哲学和法哲学流派，它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功利，而此幸福的功利是可以被计算的人的快乐和痛苦，但正是因为其是可以被计算的，所以，此幸福的功利实际上主要还是物质和物质性的。

这表明，中国哲学的有机宇宙观→生物论→整体/连续/辩证互动→万物之理→顺其自然→道德（立足群体的协作/类）→责任的思维模式与西方哲学的无机宇宙观→机械（原子）论→个体/独立（不连续）/作用与反作用（对等）→万物之理→控制自然/人为设计→自由（立足个体的独立/个）→权利的思维模式将有新的融合的可能。这就是唯物主义，准确地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它告诉人们，世界万物统一于物质，亦即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由于方法论的相通相同而能够共生共存以至对接协调的情形，不仅有先例，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以礼法与政法为主题的研究文献18条。

[34]而区别之处在于，不同于目前过于功利性的德治，更为理想的德治乃是更加着力于提升精神在人与法这个物质存在的世界中的价值与地位。[43]而传统中国理气统一世界观中的理与气，亦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亦是辩证的，其辩证性即是《易》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乐循理即乐与天地之性理相通，乐与天地之性理相通就是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即是君子，君子即是有道德的人。[16]董必武、谢觉哉、彭真都曾经是我们党和国家特别是政法工作的领导人，所以，他们的讲话既是对政法工作的经验总结，又是最权威的表达。

我们说自己是唯一会使用语言的物种，而大猩猩和黑猩猩却掌握了手语。[24]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哲学。

[41]因此，最终从深层次的文化哲学上来说，明确人与法是天人合一中的人与法还是天人分离的人与法，以及调适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的差异与冲突，亦是未来两者协调统一的难题所在。首先，它融合了儒、法、道三家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价值位阶上，理气却有上下高低之分，亦即形上与形下之分。其中最根本的是唯物世界观，亦即物质的功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与道的或者说阴阳统一的世界观，亦即精神的道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的协调统一。

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所以，如果要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认识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有机世界观与唯物论的世界观（反映到法律上即是道德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协调统一），虽有艰难之处，但并不意味着未来两者没有对接协调的可能性。交叉之处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而物质性的气是第二位的，谓之形下。

[46]参见张岱年：《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郑子太叔（游吉）的言论：吉亦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而德是世界存在的根据，其表现为生生不息，这是表面下、实质上、动态的内在世界。因此，这些道德元素与目前政府的德治虽有交叉，但亦有区别。

所谓实现人的价值，亦即人是什么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人作为物质与精神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存在的实现，但本质上仍是物质的、功利的和利益的实现。如果要深究下去，我们还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理气统一的世界观实际上是有机世界观。